共和政治,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,于是以人民为主体,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,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。

今日举甲,明日举乙,皆无不可,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,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。中国程度何能言此?

多数人民,不知共和为何物,亦不知所谓法律,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,骤与****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,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。

我但任意行之可也,其袅桀者,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,即我亦应享此权利,选举不可得,则举兵以争之耳,二次革命其明证也。

加以君主乍去,中央威信,远不如前,遍地散沙,不可收拾。无论谁为元首,欲求统一行政,国内治安,除用****,别无他策。

故共和伊始,凡昔日主张立宪者,无不反而主张****。盖立宪者,国家百年之大计,欲求教育、实业、军事等各事之发达,道固无逾于此。

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。至速之期,亦必十年二十,行之愈久,效力愈大,欧洲各国之强盛,皆以此也。

欲求立宪,先求君主?

夫宪政者,求治之具也,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,不知已于何时?后来之事,思之胆寒,方备乱之不遑,而何有于政治?

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,国家永无安宁之曰。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,使一国元首,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,庶几足以止乱。

元首有一定之人,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,国本既立,人心乃安。拨乱之后,始言致治,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。

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,未必遂成立宪者;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,一改君主,势必迫成立宪。

共和之世,人人尽怀苟安。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,故亦放任而不为谋;

改为君主以后,全国人民又思望治,要求立宪之声,必将群起,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,不与共和元首相同,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,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。

非将宪政实行,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,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。且既以君主为国本,举国上下,必思妥定国本之法,则除立宪又无他术。

袁世凯看过此后,赞赏杨度为旷代逸才!

一下子惊动整个北京城,杨度的大名从此载入史册。

以梁启超为首的人遗老纷纷出来写章反驳杨度,杨度依然我行我素。也有些投机政客看出袁的隐衷,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。

这时有又两个外国才子,也写章支持中国走君主立宪制。

两个外国才子,一个是袁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,一个是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。

袁搬出这两个洋才子,是有深意的。

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,他竟发表专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,那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;

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,有贺是日本法学家,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,如果中国改行帝制,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,对于中国到底要走那条道路,众说纷纭。

杨度瞅准机会向袁世凯进言,就国体之事,可以专门组建一个机构,进行讨论商议,一堵悠悠之口。

袁世凯又找了自己的另一个亲信内史夏寿田,此人与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,年少而有才名,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。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,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